早于2001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之际，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已发布了《中国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的时机与进程》研究报告。在该份报告中，安邦指出，2001年中国万亿美元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转而采取以美元支撑世界汇率体制时的GDP总量规模。不过，中国货币的世界性地位，却与经济总量的规模很不相称。该报告也认为，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在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拥有了中国之后，是否还可能利用金融手段拥有相称的世界地位？应该说，答案全有赖于货币自由兑换这个事关中国未来的战略决定的择机作出。

在安邦这份研究报告发布近5年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曙光。早前央行提出“藏汇于民”的战略转变，基本等于间接宣布了中国开始具备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另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从今年5月1日起，外汇管理当局将对普通居民的购汇实行年度限额的“额度管理”。这同样是在向市场宣告：人民币自由兑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安邦在上述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2005年以后，中国将进入一个“宣布人民币基本实现自由兑换”的最后发展阶段。这一最后发展阶段的显著特点，就是在“先企业、后个人、逐步增加外汇额度”的原则下，根据资信标准向部分个人开放外汇许可，“此后，可根据情况，通过不断调整资信标准来控制个人外汇的兑换，直到完全放开”。所以说，对中国居民实施年度限额的额度管理措施出台，是一个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从这一刻起，已经基本具备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要求与条件。

我们希望指出的是，对于处在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中的中国政府来说，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出现不可控的资金外逃风险，也不在于汇率的重大波动，而额度控制也保证了居民购汇的基本调控工具。从这些角度来说，在强大的外汇储备基础之上，只要中国政府愿意，明天就可以宣布本外币之间的自由兑换，使中国资产真正走向国际化。

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这里，中国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货币安全保证，不至于在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后发生恶性的流动性紧缩；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金融部门的系统风险，因为货币的自由兑换将对我们的银行体系产生非常高的管理要求，而资产交易的国际化，也会从市场角度推高这种管理要求。所以，问题的结论是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虽然是钱的问题，但问题却不会因有钱而得到解决，事实上钱多甚至可能加重业已存在的问题。

也许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是金融安全？现有的政策和做法究竟是在保证金融，推进经济建设，还是在阻碍这一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