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是一批中国通，这批中国通活跃于美国国务院、军界、情报机构和大学校园，他们了解中国，研究中国，为美国政府的决策提供专业意见。而有关中国的各种深富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往往也是出自他们之手。对于我们而言，只有那些已经由研究报告变身成为战略政策的东西，我们才会在报纸或电视上有缘一见。当然，这种情况是非常被动的，对美国战略政策的了解，还是必须首先从构建战略政策的人来进行。

据悉，目前美国国务院有大约200名外交人员接受了完整的高级汉语训练，许多人还获得了汉学研究的硕士及以上学位，并将有多次机会前往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执行公务。这些中国事务专员传承着19世纪以来在华工作的美国外交官的优良传统。美国商务部也有较少数量的高素质对华工作官员（20－30人）。美国能源部、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也都设置了针对中国的办公机构，并聘请了少量的中国问题专家。

军事方面，美国陆军有大约50名通晓中国情况的外务官员，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启动了类似的人事安排。他们主要以驻华武官的身份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或作为执行人员向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或位于檀香山的太平洋司令部提供相关建议。

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情报人员数量更为庞大。近年来，中国在美国情报界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相关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在增加。根据合理的估算，中央情报局有近200名专门针对中国的全职分析师。国家地球空间情报局也雇用了约100名中国问题研究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是在亚太地区安排了上百人对人民解放军进行监视。

在政府之外，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也是遥遥领先。有数百名教授从事当代中国（1949后）的研究，还有同等数量的教授在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10年前，希望研究中国的学生只能选择进入仅有的十几所提供中国研究课程的知名大学。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近几年各州立大学和私立文科学院都广泛开设了中国研究课程。其中许多学校提供的是高质量的本科教育，为学生在中国研究方面继续深造创造条件。大多数中国研究领域的硕士和博士生都具有这方面的本科教育背景，汉语也相对比较流利，且在中国有两年以上的生活经历。全美国的大学对汉学研究的需求高涨，未来几年政府和私营机构在这方面的人才也不会短缺。这是美国迎接“中国挑战”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大学以外，美国各研究所和智囊机构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问题专家，尤其是在华盛顿特区以及纽约的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西雅图的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如今，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主要智囊机构都聘请了至少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除了这些非盈性的研究所，许多盈性的咨询公司（通常指“Beltway bandits”），如中央技术公司（Centra Technologies）和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也雇用了可观的中国问题专家执行政府的研究合同。另外还有不少联邦经费资助的研发中心，如著名的兰德公司和海军分析研究中心（CNA Corporation），也在受政府之托对中国进行研究。

2000年2月美国防部发表了《2001财年国防报告》（称《报告》）6月美国联会颁布《2020年联合构想》（称“新《构想》”）这些报告均以保持美国在21世纪的绝对军事优势和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单极世界为目标，进一步阐明和调整了美国的国防政策。《报告》认为，到2015年之后，中国和俄罗斯“看来具有成为这种竞争对手的潜力”。而中国方面原因有三条：经济一直在快速增长，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一直在加强，以及拥有一支尽管不大但可打到美国本土的战略核力量；而俄罗斯方面原因有两条：拥有规模庞大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库，以及重新建设向周边地区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

类似这样的战略问题研究报告，都是出自专家之手。而事实上，美国政府的绝大多数行政部门，行政业务不是重点，专家业务才是他们的重点。因此，拥有尽可能多的专家，往往是美国行政部门或利益相关部门首脑最关心，也是最重要的事情。